#知胜机#
有这么一段话，你们记好了，做到了，就可以当世无敌。
请赐予我平静，
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
给予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赐我智慧，
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中国在长期竞争中总是可以胜于其它国家的最终秘诀，其实就是这三句话。
要害在于中国文化对历史教训的极端重视。
我们是世界上成文史系统最完整、最具体的文明，对“吸取历史教训”的执着程度远远的胜过一切其他文明。
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基于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文明，而其他文明则是教条主义方法论的文明。
注意，这里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并不含有一般意义上的褒贬意味。
在中国，一件事情不可做，是因为历史上多次这样做了结果都非常不好。而在其他文明——不管是西方也罢、印度也罢、埃及也罢——这事不可做，是因为神说、经上说不可做。
前一种不可做的禁止作用实际上是相对的——不错，以前做了那么多次都很惨烈，但是我这次做和以前做的那么多次都不一样，只是看上去有八分相似，但有两分以前列祖列宗都没有机会尝试的有利因素，而且是关键的有利因素。
但是神说不可做，而且配合上几次历史教训——甚至只是传说中的历史教训（例如“索多玛的毁灭”），这种禁止作用就要远远的比基于经验主义的禁止作用强烈而持久。
这就导致中国在“社会探索”方面有着其他文明难以匹敌的内生优势。
很多历史学家喜欢不假思索的认为“中国具有超稳定社会结构”，喜欢将中国描绘为“数千年如一日”的“僵化组织”。
其实这是一种根本性错误。
中国才是所有文明中最热衷变法、革命和制度创新的文明。其动作之果断、意志之刚硬，何止谈不上保守，甚至经常有“过度轻率”的问题。
毫不客气地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组织形态、制度尝试都已经在中国这个实验场里做过实践测试。从“兼爱非攻”到“过轮皆杀”，从垂拱而治到“弃灰于道者斩”。从推举制到科举制，从封建制到集权制。
我们是无可无不可的。
四千年一贯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同样是“禁恶行善，明辨是非”，我们是依赖于建立在海量的历史实践上的理性决策，而其他文明则是依赖于对中心教条的不断重新阐释。
因此，我们的策略空间和动员效率客观上比ta们大。
这是文明层面的、基本方法论层面的优势，以至于“制度优势”也仅仅只是这种核心差异的一个小小体现而已。
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什么是不可改变的知道得比其他人具体而深刻，以至于贩夫走卒都知道“零元购”“大麻合法化”这种创意试都不用试，不需要做什么议会辩论、思想教育，不必付出任何社会成本就可以杜绝这类低级问题。
而另一面，我们又对什么是可做的、该做的，毫无犹豫——治河铺路，建桥挖渠，没人会用“现在饭都吃不饱”来抗拒反对——恰恰相反，越是肚子饿，我们反而越会不惜血肉去把这事做成。
我们对加强全民教育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对以现代科学、理性主义为基本教育纲领没有任何内部分歧。
这在中国觉得习以为常，甚至都没被认为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在其他国家却是永远夹缠不清的巨大困难。
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能更平静的接受它，我们也更清楚什么是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能更勇猛的追求它，而我们明辨这两者的能力，只会随着时间不断提升，而不会因为任何教条停留在任何特定水平上。
作为一个经验主义国家，我们要远比教条主义国家乐于且善于改革。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才是我们必定会全面胜过美国的原因。
这不是美国人稍微痛定思痛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差异深埋在“美国人何以是美国人”这样的底层结构里。
如果美国文化做了这样的革新，那么美国人将在变得像中国人之前首先陷入一段难以想象的迷茫期，这个迷茫期会对美国社会造成致命的打击，并且在这种大乱之后，痛定思痛的美国社会很可能并不会选择向左迈进靠拢中国形态，反而会向右回归，回归到更“虔诚”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
要对一个文明做“基因疗法”，谈何容易。
再说一遍：
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的，
勇敢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寻求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这就是你需要的全部成功秘诀。
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成为唯一幸存的古文明的原因。
作者：q9a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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