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尽头#
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穷人在灾年特别脆弱，以至于在灾难期间只能被动的忍受剥夺。
“大难来临时，一包方便面换一个女大学生。”
富人手里掌握着至关重要的基本刚需供应，越是到了灾年，这些东西反而越贵，ta们的盈利能力反而越强。而穷人们——甚至是中产们——已经因为物价高昂而耗尽了资金储备，又因为社会秩序大乱、大量依赖安定秩序的业态蒸发而大面积失业，于是不得不在极低价位上卖房卖地、卖儿卖女求活命。甚至即使卖尽一切，还还不清积欠的债务，于是只好放弃户籍，成为无法律保护的流民浪人。
在这种时刻，如果政府坐视不理或者因为某种原因无能为力，穷人就会大面积的沦为富人的债务附庸，成为“以暂缓债务追索和提供基本温饱为交换承担无限期劳动”的实质奴隶。
穷人的zz权利——例如选票——就会转移到富人名下。一个庄园几万人，都是破产后田地抵债还不够被老爷们大度收留，赏碗饭吃的农奴。如果一人一票，老爷永远都有几万票。
在封建王朝时代，即使是赈济能力已经高度发展的中国zf，坐视不理或无能为力也每隔一百多年就渐渐成为常态。到了这关头，土地兼并和权力失衡就会同时不可逆的发生，让王朝像进水失衡的泰坦尼克号一样高高翘起，最终走向无法承受自重而断裂的命运。
这跟穷人的美德、智慧、能力的相关性并不大，而是一旦发生灾害而救济不力就会发生的猛烈现象。
甚至连富人自己也无法凭借道德感而置身事外——你不并购，你的对手也会，到时候它会把你踢出市场，你也会成为牺牲品。
要扭转这个局面，人类一共就三招。
第一招，就是对外发动战争。把破产的人口征集起来出门去抢，如蒙古人、维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
反正一无所有，抢不到便死，只不过换一个死法，比起穷死反而痛快。抢到便不死，甚至可能反倒发迹。
这招对中国古代王朝意义实在有限——古中原王朝周边都是穷得铁锅都是宝贝，刀耕火种、家无余粮，抢无可抢。
第二招，就是靠对富人征税，劫富济贫。然而这一点在“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封建王朝谈何容易？不是没做过，而是做了也会被转嫁到平民身上。
第三招，就是平时征粮囤储，灾时常平赈济。结果正如征税一样，粮食收上来就被富人们盘剥一道，发下去时再被拦截一道，一进一出之间，糜费巨大。在新朝初创、法纪严明时可以做到满仓满谷，一旦经过几次赈济，大约百年不到，法纪渐渐废弛，这份战略储备就会渐渐破产。
然后又走入“不得不向灾民征粮来赈济灾民”的荒唐局面，救民反致官逼民反，最后只好把大批的百姓作为“叛匪”剿灭。
这就是为何维京人没饭吃去国外抢，而古中国没饭吃反而内乱。
时钟拨到现代，我们多了第四招——一切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事业收归国有，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矿产、水源这些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货币全民所有。
再有灾年，“几大家族断衣食住行，依赖强劲现金流大量收购关键资产”的传统逻辑，在逻辑上就会受到强劲阻击。
这是真正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的改变。有很大的希望可以支撑平民阶层挺过衰减周期，等到景气回升。
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如果出现房价越过红线，国家资本就抢先出手去收购房产，维持住一个较为平稳的房价。
不等你们用低价收购百姓的资产，我先用较高价格截胡。变卖了资产的百姓好歹拿到较为合理的对价，债务的冲击就可能稍微缓和。
国家手握着远超过一般资本集团的刚性需求供应。一方面可以通过强行压低基本民生成本的手段托底，一方面可通过对资源的分配权、许可权，向特定资本强行征收对价。
这样阻断了传统的经济周期潮汐会造成的富人对穷人的过度收割。
这差不多就是仁人志士们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如山海般前赴后继的抛头颅、洒热血，实现全民所有制社会理想的初衷。
灾难来时，人民的基本保障要握在人民手中，为人民不计代价的服务，托住人民越过寒冬。
不但如此，人民还要团结起来，保证这个安排不被外界的力量篡改和阻断。
不管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如何“公平”“自然”，努力诚实劳动的人民不能不断的重新因为自身努力之外的原因一无所有。
故事必须有别的结局，必须。
这是新中国扛在肩膀上的使命。
天佑中华。
作者：q9a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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